《何氏语林》成书考论

何良俊编撰《何氏语林》开明清世说体小说之先河。而其为何会在世说体小说中断三百多年后的嘉靖年间横空出世呢?为什么在体例上又比模仿对象《世说新语》多出言志博识两门;既是模仿《世说新语》所著,又为什么书名不与《世说新语》相类似,而与已经失传许久的裴启《语林》重名。另外,其按语、小序有没有借鉴前人?上述问题正是本文要解决的。     

简·爱与林黛玉形象比较谈

简.爱和林黛玉都是世界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不朽形象,她们的处境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命运却截然不同。全文从她们所处的环境、人格魅力、爱情理想和反抗精神及爱情结局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     

《郭子》与《语林》、《世说新语》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中古志人小说,往往都把目光集中在《世说新语》上,故研究得可谓透彻,而忽视了其它。文学活动不是封闭的,文体也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志人小说的成熟也不是一蹴而就。反映魏晋清谈风尚的志人小说,自《语林》发轫,《郭子》则继之,而《世说新语》则是集大成者。《郭子》在志人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东林书院中诗社活动考

东林书院崛起于王学盛行之时，以“卫道救时”为宗旨，重在究明学术，传程朱道脉。然其讲习之余，时以文会“联属同志”，“以友辅仁”，体现了对于文学与学术关系的理解。从社之缘起、社之会盟、社之盟主及成员、社中文会盛况等方面可以考察东林书院中诗社活动的发生、发展，揭示作为学术阵营的东林书院不应被忽视的文学功用的一面，为对其进行充分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林语堂幽默观的历史审视

林语堂对幽默的探讨与创建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他一方面把幽默放到话语产生与转换的结构域场中予以宏观阐释,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生活体验与创作的层面上展开对幽默的具体解读。冷静、超脱与睿智,这是他幽默的基础。超越于知识分子道德与名誉的功利欲求之外,这是他敢于幽默的原因。“两脚踏东西文化”,这是他幽默与众不同的地方。鲁迅与左翼文艺工作者对林语堂的幽默观及其《论语》的批判,有明显的片面性。     

从规范理论视角看林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的本土化

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因此翻译必定会受到社会文化规范的约束,林纾的翻译亦是如此。文章主要采用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旨在运用图里的规范理论来分析《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翻译过程中的本土化倾向,阐述译文中女性外貌、景物、名词的本土化倾向。     

林语堂的中国文化外译——以《浮生六记》译本为例

林语堂先生为中国文化输出的先驱,在其诸多译著中又以《浮生六记》最见功力。以该译本为例,探讨了林语堂先生在“东学西进”的翻译探索中如何突破重重困难,通过翻译选择来挑战文化预设,并在“忠实、通顺和美”的原则下灵活应用翻译策略以求得中西文化共鸣的成功经验,对于二十一世纪如何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林语堂与比较文学 ——基于林语堂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

自小接受西学教育及影响的林语堂,在各种言论、著述中进行大量的比较文学研究。他综合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等方法展开文学研究工作,在时间上进行历时性、共时性的全面深入论 述,在空间上进行横向的平行比较和纵向的历史影响研究。认为其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所起的传承作用不容忽视,这与他深厚的语言学造诣、国学积累和对欧美科学研究方法的掌握关系密切。     

后革命时代革命党人的政治心境：董霖个案

依据新发现的董霖在20世纪30年代数本译著及其编辑的两本刊物,分析了后革命时代革命党人的政治心理调适过程。分析认为,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理论上进入训政时期,国民党人如何因应这一重大转变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时为国民党基层普通党务人员的董霖,其思想经历了重大的自我调适;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革命精神的衰退迫使像他这样曾经对革命事业抱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青年陷于革命之后的困境：他出于国家富强的固有目标对国民党的领袖尽力维护,对革命之后国民党内部出现的精神涣散和政治腐败深恶痛绝。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环境满意度的Logistic回归分析

进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环境影响问卷调查,并对调查问卷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以及共线性诊断和处理,运用线性拟合回归模型方法进行共线性诊断,并采用岭回归的方法对共线性问题进行了处理,试图从农户的角度研究林改对环境的影响,并分析问卷中所列出的六种环境变化与农户对林改满意度的关系。研究表明,林改前后水土保持、空气净化和森林面积的变化对农户环境满意度有较为显著的影响。